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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横贯万里，连接着中原与西域，而马匹在这条古老的文明通道上，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演变成了一个贯穿千年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马的形象已经升华为中华文化中永恒的精神象征。
为何说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有效地促进了西域（今新疆等地）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就此议题，采访了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文系主任、副教授郭中华。
采访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马与古代诗词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深刻联系？
郭中华：中国的马文化历史悠久，人与马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是其显著特征。从古至今，从帝王将相到寻常百姓，喜爱和饲养马匹的人不计其数。
在这种背景下，马自然成为了历代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从先秦时期的《诗经》中的“陟彼高冈，我马玄黄”，到唐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再到宋词“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乃至元曲“古道西风瘦马”……马始终是文学艺术长廊中一个重要的意象。
在文人的笔下，马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坐骑或交通工具的含义，它化身为精神图腾、情感寄托、人生写照，是一个承载着时代精神和文人志趣的复合文化符号，更是连接诗人与时代、个体与家国的文化纽带。
中新社记者：为何说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有效地促进了西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
郭中华：首先，历代以马为主题的边塞诗词是塑造和传播西域形象的重要窗口。
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东西方交往的大门由此敞开，涉马文学与西域文化的联系也由此展开。《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记载了“西域出良马”。大宛的“天马”更是成为西汉诗赋歌咏的对象，汉武帝创作的《天马歌》《西极天马歌》等诗篇，将西域良马神化为“天授神物”，赋予其政治和文化的象征意义。这些作品标志着中原涉马文学将西域纳入了主流的叙事体系。
魏晋时期以后，民族迁徙频繁，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持续不断。前凉在高昌设郡，中原的制度逐渐向西渗透，同时西域的胡马持续输入中原，成为军事力量的重要支撑。涉马边塞题材在文学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曹植《白马篇》中的“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张华《壮士篇》中的“乘我大宛马，抚我繁弱弓”，尽管是泛泛而写，但“大宛马”和“西北驰”明确指向了地理方位，暗示了对西域方向的军事构想。
到了唐代，涉马边塞文学创作达到了顶峰。这既得益于唐朝在西域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建立了完善的驿传系统；也因为以岑参、高适、王维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亲身经历西域，重新确立了文人对西域的地理认知。特别是岑参，两次亲赴边疆，深入西域腹地，创作了大量描绘西域边塞的诗歌，为后世的边塞书写树立了典范。他诗中的“胡地苜蓿美，轮台征马肥”、“马疾过飞鸟，天穷超夕阳”、“平沙向旅馆，匹马随飞鸿。孤城倚大碛，海气迎边空”等诗句，都描绘了西域以马为代表的地理风物。
唐朝之后，与马相关的边塞诗词创作从未间断。宋代的汪元量、陆游，元代的耶律楚材、丘处机，明代的陈诚、吴伟业，清代的蒋平阶、纪昀等，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边塞诗篇。
在这些以马为主题的边塞作品中，马不仅是物质的载体，也展现了作者对西域边疆的描绘和情感的抒发，更成为“帝国威德远播”的文学象征。诗人以西域为背景，将马提升为国家力量和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而西域的马种、乐舞和军事活动，则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现实素材和艺术灵感，形成了“现实—象征—审美”三位一体的涉马文学体系。在这个文学书写体系中，一个自然风光辽阔苍茫、雄奇壮丽，人文风情迥异中原、异彩纷呈的西域形象，也得以成功塑造并广泛传播。
其次，从历史发展来看，涉马边塞诗词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
随着涉马边塞文学的兴盛和传播，西域的乐舞，如龟兹乐、疏勒乐，以及与马相关的军乐、鼓角之声等，通过诗歌的形式传入中原的音乐体系，为涉马诗词的声律表达提供了新的艺术源泉。宋代沈辽的《龟兹舞》诗写道：“龟兹舞，龟兹舞，始自汉时入乐府。”唐代“十部乐”中，有五部源自西域。诗歌与胡乐的结合，使得涉马文学不仅具有文本性，更具备了表演性和仪式感，极大地促进了西域乐舞文化在军队和民间社会的广泛传播，甚至出现了长安城“胡风”盛行的局面。相应地，西域的各种习俗也日益渗透到中原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随着往来西域的士人增多，中原的文化艺术也随之传入西域。尼雅和楼兰遗址出土了大量汉文木简，吐鲁番出土了大量晋唐时期的文书，库车附近发现了大量汉文典籍，这些都提供了有力的证明。西域出现了汉语和“胡语”通用的情况，在西域各民族中，精通汉语的人数众多。魏晋以后，西域民众学习汉文化蔚然成风。《新唐书》记载，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岑参的诗句“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藩王能汉语”以及耶律楚材所言“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妓拨胡琴”，都反映了这种文化交流的景象。到了元代，涌现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西域作家，如贯云石、萨都剌等，并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族，例如高昌偰氏文学家族、高昌廉氏文学家族等。
涉马边塞文学的广泛传播，还促进了西域马文化与涉马文学的兴盛与繁荣。在交通运输、生产贸易、民俗娱乐等各个领域，马的身影无处不在。以马为核心意象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日益繁荣。中国的“三大英雄史诗”都与西域马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而在西域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文学创作中，马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新社记者：在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马这一文学意象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郭中华：从历代涉马边塞诗词可以看出，马这一文学意象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和拓展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民族中，马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各不相同。特别是对于以马为生的民族而言，他们对马的情感寄托更为深厚。这些文化特质通过涉马边塞诗词进行交流和融合，不断拓展着文人的想象空间。中原与西域涉马文学书写的交流互鉴与融合演进，不仅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更体现了多民族文学在历史长河中的互动共生，为中华文学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证明。
在西域与中原长期的文学互动中，马作为独特的书写对象，已经超越了单一族群的界限，成为中华文学中连接中原与边疆、现实与理想、力量与精神的重要意象。它融合了游牧民族的奔放精神和中原士人的建功立业的志向，寄托着边塞的壮丽情怀和家国的深厚意识，成为见证西域与中原文明互鉴、情感联结的核心象征之一。它映照出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共生，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