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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礼于器”的中国吉金青铜器和“藏礼于饰”的希腊化时期黄金器物，虽然风格迥异，却共同承载了东西方古代先民相似的精神追求，成为信仰寄托、身份界定和生命仪轨的重要物质载体。
是什么原因促使东西方不谋而合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和精神的载体？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审美偏好以及制度体现上又存在哪些差异？将这两类贵金属文物置于同一叙事框架下，对于理解文明的传承与融合有何启示？近日，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任雪莉就这些问题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的专访。
记者：为何东西方不约而同地选择贵金属作为礼制与精神的载体？
任雪莉： 陕西历史博物馆近期推出的“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和“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上部两大展览，均以黄金和吉金（青铜）为切入点，展示了东西方文明如何通过贵金属器物构建信仰体系、规范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生礼仪。
这种现象并非巧合，其根源在于贵重金属固有的物理特性，如稀有、耐久、光泽闪耀等，这些特性赋予了它们象征神圣与永恒的潜质。然而，更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不同文明是如何将这种物质潜能转化为文化属性的。
陕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周秦汉唐文化的核心区域。该地区出土的长篇铭文青铜重器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也是金石学的重要发源地和兴盛之地。我们熟知的成语，如“一言九鼎”、“钟鸣鼎食”，都反映了商周时期“藏礼于器”的思想。青铜器成为礼乐制度的载体，是国家秩序与宗法伦理的物质化呈现。尽管随着时代变迁，青铜器逐渐淡出神坛，从宗庙重器转变为日常用器，但其所承载的礼制精神在明清时期的孔庙祭典中得以延续。
在世界的另一端，希腊化时期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黄金珠宝不仅是身体的装饰，也是正式场合的华美点缀。它们满足了服饰的实用需求，彰显了佩戴者的社会阶层、官职、财富与权势。黄金珠宝同样是女性重要的私有财产，也是嫁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婚礼这一人生关键的礼仪场合佩戴，具有趋吉避凶的寓意。黄金还被用作祭祀圣所的贡品，作为感恩的信物，或祈求神明保佑婚姻美满、子嗣昌盛、健康安宁。黄金珠宝也随生命消逝一同被带入墓地，人们相信其永恒的属性能够确保灵魂不朽。
由此可见，东西方尽管选择了不同的贵金属，但基于人类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不约而同地将其作为承载信仰、划分等级、见证仪典的核心媒介。贵金属因此成为文明秩序的“物化符号”，这一共识正是两场展览得以对话的逻辑基础。
记者：华夏吉金与希腊黄金在具体使用方式、审美取向与制度表达上有何不同？
任雪莉： 在共同的物质认知和精神需求之上，东西方文明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路径，这种差异性恰恰构成了不同维度间文明的对话。
就使用方式而言，中国青铜器主要应用于宗庙祭祀与墓葬礼仪，注重器类组合与空间摆放，通过器用制度来彰显礼制规范。西周青铜器上常铸有长篇铭文，用于“纪功伐”、“颂祖德”，将文字与器物融为一体，使礼器同时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希腊黄金则以贴身佩戴为主要功能，花环、项链、耳环、戒指等首饰广泛应用于婚嫁、丧葬、献祭等人生仪礼，其使用方式更侧重于即时彰显个体身份。
就审美取向而言，西方偏爱黄金与玛瑙、青金石、珍珠等宝石的搭配，崇尚华丽璀璨、贴身装饰的美学趣味，强调材质对比和视觉冲击。华夏自古尚玉，青铜器虽为吉金，其美学追求则侧重于造型的庄重、纹饰的神秘以及铭文的厚重，呈现出内敛而深沉的气质。这两种审美取向，折射出东西方对“神圣”与“尊贵”的不同理解。
就制度表达而言，希腊化时期，桃金娘叶或橄榄叶造型的黄金花冠仅贵族可佩戴，普通民众只能使用铅、锡仿制品，其等级划分依据的是使用者的身份高低。中国青铜器同样遵循严格的器用制度，例如列鼎制度，天子用九鼎、诸侯七、士大夫五；天子祭祀用太牢，包含猪牛羊三牲，诸侯用少牢，仅包含猪和羊。
最后是制度的演进。希腊化时期黄金艺术充分展现了跨地域文化交融的活力，印度宝石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希腊雕塑美学相互融合，诞生了独一无二的希腊化金器风格，证明了文明互鉴对艺术创新的推动作用。而中国的青铜器则形成了一条内生的、连贯的、代代相承的发展脉络，从商周青铜重器，到宋代文人的收藏与仿制，再到明清孔庙的成套祭祀铜器，礼乐精神一脉相沿，从未中断。这种精神恰恰是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记者：两大展览均以“金”为媒，将两类贵金属文物并置于同一叙事框架，对理解文明的延续与交融有何启示？
任雪莉： “金石学在陕西——追金”与“文明以止——希腊化时期的黄金艺术”，原本一个是本馆的原创展览，一个是海外引进展览，主题不同、叙事各异。但我们将两者并置重组，并非简单的同一时间段两个展览同时开展，而是在策展层面完成了一次再创造——让吉金的厚重与黄金的璀璨同台对话，使两个独立展览在并置中催生出超越单展的文明互鉴意义，由此重塑出一个以“追金”为名的更大叙事格局。
这一策划跳出了单纯的器物陈列，旨在打造兼具学术深度、人文温度与国际视野的文明叙事。其深层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明因交融而创新。希腊化黄金艺术是多元文明互鉴的生动样本。亚历山大东征打破地域壁垒后，各地独特的工艺、宝石材质、神话符号相互渗透，金器上可见希腊神话题材、西亚镶嵌工艺、埃及装饰纹样共存共生。这充分证明，交流互鉴是文明保持活力的重要动力，封闭则衰、开放则盛，是人类文明的普遍规律。
其二，文明因延续而绵长。华夏吉金所承载的礼乐秩序，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精神的层层转化。商周青铜铭文被后世金石学者传拓考证，仿古铜器延续三代礼乐内核，祭孔仪式复现青铜礼器传统——器物、文字、精神代代相承，构成连贯而深厚的文明脉络。这种连续性，使中华文明在面对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时，始终保有稳定的文化内核。
其三，文明对话的意义在于“各美其美”。以吉金与黄金为媒介开展对话，并非为了评判优劣，而是要在对照中同时看见文明的多样姿态与独特价值。当希腊黄金的璀璨光泽与华夏吉金的端庄肃穆交相辉映，我们既能读懂东西方先民藏于金属之中的秩序与信仰，也能清晰认知自身文明独特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延续而绵长，这或许就是留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受访者简介：
任雪莉，女，研究馆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长期从事青铜器、商周考古与艺术史研究以及博物馆陈列展览的策划与实施工作。近年来共筹备策划大小展览近百项，出版专著3部，分别为2012年线装书局《宝鸡戴家湾青铜器整理与研究》，2015年与2016年科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之《戴家湾卷》和《青铜簋卷》。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参与完成国家社科项目2项，陕西省社科项目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