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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与彩塑所展现的服饰风貌，跨越了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勾勒出中国服饰演变的轨迹，不仅反映了中国审美观念的变迁，更是一部记录千年流行趋势的历史。
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武琼芳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就敦煌石窟中服饰图像的数量、分类研究，以及它们如何印证古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进行了深入阐述。
武琼芳介绍，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保存了北朝至宋元时期长达千余年的珍贵服饰图像。这些图像因其人物的丰富性、历史的连贯性以及服饰的多样性，在中国服饰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估计，仅在隋代38年的营建期间，约有100个洞窟被开凿，展现了近2000身供养人的服饰形象。由此可见，在延续千年、持续营建的莫高窟中，服饰图像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这些图像涵盖了世俗人物、僧侣以及融合现实与想象的神祇等多种形象。在经变画、故事画等题材的壁画中，人物的服饰都与其所处壁画创作年代相符。僧侣服饰变化相对较小，而菩萨、天人等形象的服饰，则体现了工匠们结合自身理解和想象的再创作，为现代服饰研究提供了参考。
其中，供养人服饰的研究价值尤为突出。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可追溯至公元4世纪的北凉时期，当时的供养人形象虽小且简略，但其服饰特点，如窄袖、短上衣、窄腿长裤的袴褶，带有明显的胡服风格。例如，莫高窟第275窟（北凉）就呈现了敦煌最早的供养人形象。
武琼芳还提到，莫高窟第285窟（西魏）的《五百强盗成佛图》中，强盗被脱下丢在地上的衣服，其平铺的样式清晰可见，如同款式图一般，这是敦煌壁画的独特魅力所在。
关于丝绸之路沿线多元文化的融合，武琼芳指出，中国传统早期服饰以宽袍大袖的深衣为主。随着丝绸之路贸易的兴盛，源自西域的袴褶服饰逐渐被中原汉人接纳，并融入了中华传统礼仪服饰体系。
到了隋代，随着东西方贸易的日益频繁，如隋炀帝在张掖举办的“二十七国贸易会”，使得袴褶服饰的实用性日益凸显，甚至成为隋代大臣们上朝的服饰。
敦煌石窟的隋代壁画中，首次出现了穿着联珠纹锦袍的供养人。这种联珠纹织锦据推测源自波斯萨珊王朝，在丝绸之路沿线多国有发现。史料记载，波斯国王曾将一件精美的锦袍赠予隋文帝，随后隋文帝命大臣何稠仿制，并成功制出了更为精美的锦袍。
至唐代，源自波斯的联珠纹与本土纺织技术及流行图案相结合，被中原工匠吸收并本土化改良，形成了著名的“陵阳公样”。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许多联珠纹织锦实物，兼具中亚和中原风格，直观展现了当时纺织品的高超技艺。
在女性服饰方面，敦煌壁画也展现了多元化趋势。西域贵族女性会借鉴当时流行的中原汉族服饰，如莫高窟第285窟（西魏）中，一些被认为是鲜卑族男性的妻子，却穿着飘逸美观的中原汉族女性交领大袖儒裙。
在保护、研究和利用敦煌石窟丰富的服饰元素方面，武琼芳表示，敦煌研究院正致力于基础研究，向公众介绍石窟中保留的古代服饰形象，并对其朝代、穿着者、场合、礼仪规范、形制及纺织技术等进行深入研究。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北京服装学院等机构合作成立了“敦煌服饰文化研究暨创新设计中心”，旨在快速、合理地呈现研究成果，让大众了解古代服饰在现代人身上的呈现效果。
例如，在第三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间举办的“绝色敦煌之夜”服装秀，将传统元素与当代设计相结合，以敦煌壁画中20身世俗供养人画像为参考，运用青绿、土红、土黄、褐黑等主色调，推出了20套艺术再现服饰和80套创新设计服饰。
两年前，敦煌复原服饰展首次走向国际，在法国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这25套服装遵循了敦煌石窟壁画中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服饰造型，在工艺、面料、色彩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复原。
武琼芳强调，服饰复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要还原外观，还要复原面料的织造工艺、染色方法、服装制作工艺以及穿用礼仪等。她呼吁更多研究者、设计师和敦煌艺术爱好者关注、喜爱并运用敦煌服饰艺术，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为敦煌服饰艺术注入时代新活力。
受访者简介：
武琼芳，敦煌研究院文化创意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曾任东京艺术大学访问学者（2018-2019），主要研究方向为服饰染织史、敦煌石窟美术史以及文化遗产的活化展示与利用。她曾参与和承担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并策划研发了《敦煌日历》、《敦煌奇境》多媒体展、《敦煌奇旅》XR沉浸式互动体验等多个基于敦煌石窟的高质量文化创意项目和产品。
